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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起地图，很多人脑海里马上浮现起中学地理、历史教科书中的插图，或者新华书店里高高挂起的一幅幅中国地图、世界地图。这些地图每次出现得都很郑重，时间久了，大家自然把地图与“科学”“知识”这样的词联系在一起。
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在新书《制造亚洲：一部地图上的历史》里，写下的第一句话却是，“地图既是知识也是权力”。他说，地图向观者提供对特定空间的解释，同时也借由解释的权力，扭曲空间的实相，“因此，创制地图不只是科学行为、艺术行为，更是政治行为”。
在《制造亚洲》中，宋念申用了100多张古地图，从全球史视角出发，以地图上的“亚洲”为切入点，展示了东西方寻觅与互动、征服与抗争中，亚洲这个概念如何被制造出来的“政治行为”，以及对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。
《制造亚洲：一部地图上的历史》
宋念申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·北京贝贝特 2024年5月
作为一手资料的古地图
宋念申对地图产生兴趣，始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期间。他的博士论文讨论图们江划界，宋念申在研究中注意到，当时中国和朝鲜在界限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讨论是，到底用以前绘制地图的方式来明确边界，还是引入新的方法。“为什么他们当时有了先进的测量技术不用？这和我们一般理解的科学史观念不一样，其实体现了不同的地理观、政治观和宇宙观，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，而是一个综合性问题。”
和宋念申上一本书《发现东亚：一本书读懂东亚五百年》一样，《制造亚洲》也是脱胎于教学。2016年起，他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历史系教东亚史。“历史学讲究要用一手史料做研究，但是我的美国学生们绝大多数没有任何中文、日文或者是朝鲜文基础，不会用这些文字性的史料。作为历史老师，我的训练就很成问题。当时我想，能不能拓展所谓一手史料的概念？一手史料不但是文字，也可以包括很多非文字的东西。”
为了上课，宋念申去美国一些图书馆做资料收集，重点是西方绘制的关于亚洲和东亚的古地图。在美国威斯康星密尔沃基的地理学会图书馆，他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古地图。他在那里待了一周，亲眼看到、亲手摸到了大量的古地图原件，“这样的经历让人难忘”。
宋念申也收集古地图，迄今收集了100多张欧洲古地图，“东亚古地图以木刻、手绘为主，存量非常稀少，都是文物。而欧洲随着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，极大提高了印刷效率，地图书籍商品化程度高，所以一般地图的印刷量都很大”。
2021年，宋念申回国任教，也把在美国的课带到了清华大学。2022年疫情期间，他没法去外地跑田野，就根据课纲，写成《制造亚洲》这本书。“我最先想到的是英文书名Mapping Asia。英语中map作为动词，除了有绘制地图的意思，还有探索、规划、构想、探索的意思。”而在编辑建议下取的《制造亚洲》这个标题，则和《发现东亚》一样，解构意味非常浓，强调历史背后的人为因素。“亚洲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，它是不断被发明、被构想出来，再不断修改、重新构筑，是一个特别动态的东西。”
“地图帝国主义”
某种程度上说，《制造亚洲》是《发现东亚》的写作延续。在《发现东亚》的修订版代序中，宋念申就说：“从地理上说，把亚洲作为一个独立的大陆板块就莫名其妙。亚洲和欧洲属于一个大陆板块，为什么要分开？”
现代世界的形成，始于1492年哥伦布大航行，这是他第一次前往“亚洲”的航程，还带着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写给“中国大汗”的信和国书。哥伦布关于亚洲的知识，来自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，以及当时欧洲流行的托勒密地理学。他还看到了意大利学者保罗·托斯卡内利根据托勒密理论绘制的世界地图。哥伦布坚信，从西班牙向西出发，用不了多久就能跨过大西洋，抵达马可·波罗描述的富饶的东方。
哥伦布并没有到达亚洲，而是到了北美洲的巴哈马群岛。但这次“寻路亚洲”的远航彻底改变了世界，“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，就是起源西欧的殖民国家以帝国扩张的方式占取、分割、规范、组织全球的过程，全世界都被裹挟其中。而这一切的动力在于亚洲，特别是东亚，而现代的到来，也彻底重新定义了亚洲、重塑了亚洲的历史。”宋念申在书中说。
哥伦布远航后不久，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了海外殖民地开始激烈争夺，两个相邻帝国之间的地缘冲突日益加深。最后经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出面调解，两国以西经46°37'为界分割势力范围，沿着这条最初的“教皇子午线”，想象中的地球被两大帝国切分，西班牙和葡萄牙随后签订《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》。这次条约中划分的势力范围，则在古老的“坎迪诺平面球形图”中得到充分体现。
宋念申指出，这个划分不是为了明确两者之间的领土，而是为了分割他们当前和未来的海外殖民地。地图史家哈雷也说，“和枪炮及战舰一样，地图也是帝国主义的武器。地图被用来推动殖民，土地在纸面上先于实际中被占有，在这个意义上，地图预期了帝国”。上世纪70年代，欧美学界批判地图学兴起，一批英国和美国的地图史家，在关注到近代地图制造和帝国主义扩张之间的关系，还提出“地图帝国主义”的说法。“所以我在《制造亚洲》里面提出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是，探讨地理时，一定要把地理知识形成的历史过程加入进来，不能把地理当做纯粹客观的、在时间上是静止的知识，而要看到地理知识在历史上怎么样流动的，最后一步步形成我们今天的历史地理观。”宋念申强调。
但是，宋念申在研究中也发现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，一方面，16世纪以来，亚洲越来越被西方以等级制、排他性、拼图式的方法来想象，另一方面，霸权性的想象方式始终又没有彻底规训亚洲，尤其是东亚。通过讲述“亚洲”在地图上被塑造的历史，宋念申还重申了一个在《发现东亚》中也阐述过的观点，“现代是一个全球参与的过程。亚洲不是‘没有历史’的，相反，它不但是现代性的源头之一，更是重要的推动者”。
对话宋念申：从“亚洲”概念起源看，文明不一定会导致冲突从地图看背后的意识形态
第一财经：在我印象里，国内以古地图为主要视角来讲历史的书不多，古地图更多是做插图这样的“配角”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？
宋念申：传统历史学训练里面很少有专门的图像训练。在历史地理学里，有地图学这么一个小分支，但我们国家的历史地理学仍然是以文献考证为最主要方法，以图为另一种文献，重视地图里表达的地理信息。西方地理学，尤其是新的批判地图学兴起以后，我们逐渐不再像传统那样，只把地图当成真实的、可以跟文献互证的信息，而更多是从文字和图像结合去看背后的意识形态。
最近三十年，随着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《地图学史》（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）丛书的出版、翻译和引进，国内很多学者也在从事地图史方面的研究。我的《制造亚洲：一部地图上的历史》是从教学里来的，希望能够把学术性的前沿思考体现到我对东亚，尤其是对亚洲历史的认识和思考里面。
第一财经：《制造亚洲》里谈到，欧洲地理观的形成与航海大发现、拓殖密不可分。1584年，也就是明朝万历十二年，欧洲出现首幅以“中国”命名的单幅地图。书里还说，19世纪英国吞并印度，对印度做了彻底的地理勘测，“当印度地图上的空白被填补，亚细亚东端的中华帝国即将一步步坍塌”。那么是不是可以说，欧洲人从第一次把中国纳入单独的观察对象开始，他们就对中国有了拓殖想法？
宋念申：那倒没有，1584年制图家亚伯拉罕·奥特柳斯刊印《中国图》时，更多还是一种对遥远中国的想象。奥特柳斯的知识来源主要是马可·波罗，从马可·波罗传回去的信息，西方人知道中国是非常大的国家，有丰富的物产。当时他们是带着想象和羡慕的态度去描绘中国，把中国放进他们对世界构想的一部分，而这个构想很大程度上是由建立资本主义商业体系动力所驱动的，所以在《中国图》里，欧洲人只对中国的海岸、通商港口比较关注，不太在乎中国实际形状是什么。
那时，荷兰东印度公司已开始在东南亚拓殖。但是中国对他们来讲太大了，他们没有那么强的野心。欧洲人关注中国，说明亚洲对他们来讲越来越重要。但荷兰人重点经营的还是东南亚，尤其是香料群岛。
利玛窦与“亚洲”概念
第一财经：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学者塞缪尔·亨廷顿提出的“文明的冲突”说法非常有名，但是你通过对亚洲和欧洲的古地图史研究，认为文明不一定会冲突。为什么可以这样说？
宋念申：现代地理观的形成并不是仅仅发源于欧洲，然后传导到世界各地。欧洲地理观的形成是因为欧洲航海者、探险家不断和非欧洲世界的人碰撞、交往，互相吸纳了很多文化因素后形成的，是一个全球体系，所以我在《制造亚洲》里谈了“亚洲”这个概念怎么来的。
汉语里把亚细亚和“洲”放在一起，形成一个词“亚洲”。但日语和朝鲜语里都只是说亚细亚。那么，为什么只有汉语把亚细亚和大洲的“洲”两个概念放在一起？这来源于传教士利玛窦。1602年，利玛窦与李之藻合作出版《坤舆万国全图》，利玛窦用汉语翻译的欧洲地图上，加入了当时明朝的地理观念。他把欧洲世界所熟知的“亚细亚”概念，结合了我们从《尚书·禹贡》传统以来的九州概念，说大地分有五州。把两种异质文化拼在一起，后世才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“亚洲”这个词。
当然这只是一个小的例子，我是要说明，异质文化碰撞在一起的时候，并不一定是冲突。“文明的冲突”本身是个带有殖民色彩和帝国主义色彩的概念。文明是否冲突，取决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对待异质文化。我们经常说，要反对或者超越“西方中心主义”，但超越它的方式，是不是塑造一个中国或者东方或者亚洲中心主义呢？如果这样做，就落入了同样的中心主义窠臼。“西方中心主义”的要害不在于以西方为中心，而在于塑造了一个中心—边缘的等级秩序，并用这种等级秩序去理解、改造多样化的世界。
我关注“亚洲”概念，是因为亚洲无法用人种、语言、文化、民族等现代社会科学概念去定义，它拒绝单一中心。亚洲总处于流动、多元、开放的状态。也就是说，“亚洲”概念具备突破“中心主义”逻辑的潜能。因此我才强调，文化既有冲突，但更多是相互吸纳、相互融合。我通过观看古地图，来表达这样的观点。
中国失去300年了吗？
第一财经：郑和下西洋，船队最远到过东非和红海；利玛窦来到明朝之后，传来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和一些西方科技。但是中国最后却以鸦片战争的失败开始屈辱的近代史。很多人都说，西方地理大发现后，中国却日益封闭，最后错失很多历史发展机会，你怎么看这种观点？
宋念申：我不太同意这类说法。我们不能站在后见之明的立场上去批评前人做的事——何况这种后见之明是站在特定的价值立场和价值预设上，这类观念带有强烈的欧美规定的“现代化”逻辑。中国人想象中的现代化，总是西方人的坚船利炮、富国强兵，是现代世界光鲜的一面。但我们不能忽视，是谁在为这些光鲜的一面付出代价。
“落后”与“先进”、“文明”与“野蛮”、“封闭”与“开放”这类二元对立的框架，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，也是庸俗现代化理论的立论基础之一。但是“现代”不是从一个地方发生，然后传播到全球的。现代从一开始就是全球性的，从16世纪开始，所有人类社会都被现代裹挟其中，只不过扮演的角色不同。
我们不能脱离英国对南亚的占领和对印度地方工业的抑制，来谈工业革命，因为如果没有压榨印度获得的廉价原料和庞大市场，蒸汽机和纺纱机是不会运用到大规模的棉纺生产中。同理，我们也不能脱离北美的奴隶制，来谈美国在19世纪的崛起。当我们熟悉穆勒、托克维尔等论自由与民主的篇章，也要了解到，他们花了同样多的精力，来论证帝国殖民事业的必要和正当。也就是说，“现代”是一个全球性的综合系统，不能只挑局部表象，不审内在肌理和网络。
过去我们经常说“落后就会挨打”。这是因为我们饱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，要奋起直追、自强不息。但现在是2024年，中国按GDP排是世界第二，这个时候，“落后就要挨打”的逻辑就显得是把挨打的责任归结于被打人的“落后”，而不是打人者的不义。世界上的国家总是有大有小，有强有弱的，弱小的国家难道就应该被打吗？当中国已经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大国的时候，应该想想其他国家会怎么理解这句话。
历史不能假设，所谓“错失发展机会”，恐怕是参照欧洲殖民国家的发展机会来判断的。这个问题于是就变成了，中国为什么没有成为殖民主义国家？因为所谓的“发展机会”，大部分是殖民扩张带来的机会。我们看历史不能盯着中国一个国家看，也不能只盯着发达国家自我讲述的历史，而是要把中国放在全球语境下讨论。
第一财经：我注意到，你在《发现东亚》和《制造亚洲》里都在强调一个同样的观点，现代性是一个全球的参与过程。这两年越来越多人意识到，世界不是只有一种运行准则，我们需要新的、更多人参与的普遍原则。
宋念申：你说得非常对，带来这种变化的因素之一，就是中国的崛起。也正在这个时候，中国人特别需要考虑，我们能够提供给世界什么样的新图景？尤其是面对全球南方国家，我们能提出什么样的世界展望？未来的中国只是一个新的帝国，还是能提出一个新的、更具普遍性的理想秩序？回到亚洲这个话题来讲，亚洲的模糊、杂糅、包容性或许就暗示了一种可能的新普遍性。亚洲，特别是东亚，没有被欧美所主导的现代彻底征服和改造，反而以多面多元的实践方式质疑和反思单一的价值体系。它提供了我们重新思考人类普遍性问题的可能。
《发现东亚（修订版）》
宋念申 著
新星出版社·新经典文化 2024年5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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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晓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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